李觏（1009－1059），北宋杰出学者、思想家、教育家，字泰伯，建昌军南城（今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人，追赠文节先生，世称李泰伯或盱江先生。官至太学助教、国子监直讲，累赠宣教郎。在学术领域，他力倡“经世致用”之学，为理学先驱，强调儒家道德实践，著有《盱江集》《直讲李先生文集》等，开宋代义理之端；在教育上，创办盱江书院，培养曾巩等名士，史称“以文教化民”。《宋史》誉其“学贯天人，德被后世”，后人尊为“北宋理学开山祖”，与周敦颐、二程并称，朱熹评其“思想精微，启洛学之基”，为宋代文化复兴与理学体系之重要奠基者。

李觏塑像

为生民立命的经世经济学

李觏的思考，首先深深扎根于他亲眼所见的民间疾苦。北宋立国数十年，表面繁华下，土地兼并如毒藤蔓延，贫富悬殊触目惊心。农民“卖青苗”（在庄稼未熟时低价预售）度日，富户囤积居奇，国家财政却捉襟见肘，边境烽烟时起。李觏没有被儒家“讳言利”的教条束缚，他响亮地喊出“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人没有利益就无法生存，为什么不能谈利？）这声呐喊，撕开了传统思想的帷幕。

他的《富国策》十篇和《平土书》，就是一套系统而务实的“强国富民”方案。核心在于解决土地问题。他痛斥“富者日长，贫者日削”的现状，提出“平土均田”并非复古井田，而是主张“限田”与“抑兼并”。他建议由国家设定土地占有上限，超过部分或由国家赎买，或课以重税，目的是让“耕者有其田”，使农民能安心生产，国家税源才有保障。这观点，直接击中了北宋社会动荡的根源，为后来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蓝图。

他还敏锐地洞察到货币流通的重要性。北宋“钱荒”严重，他分析原因，指出铜钱被富室窖藏、外流，以及民间销钱铸器是症结。他主张国家应垄断铸币权，增加货币供应，并严厉打击销钱行为，以保障经济血脉的畅通。这些见解，在当时堪称超前，体现了他对国家经济运行机制的深刻理解。李觏的经济学，不是书斋里的空谈，而是带着泥土气息、为挣扎求生的百姓代言的“生民经济学”。

《王安石变法》谭崇正

承认功利视角下的儒家伦理重建

面对佛道思想的冲击和儒家内部的僵化，李觏以“礼”为核心，对儒家伦理进行了一次充满现实关怀的重建。他反对空谈性命义理，认为“礼”不是繁琐的仪式，而是维系社会秩序、保障人伦日用的根本大法。他提出“夫礼，人道之准，世教之主也。圣人之所以治天下国家，修身正心，无他，一于礼而已矣。”（礼是人道的准则，社会教化的根本。圣人治理天下国家，修养身心，没有别的，就是完全遵循礼罢了。）

李觏关于礼的思想，具有浓郁的功利主义色调。他认为，人们之所以要制定礼，就是出于两个目的：第一，通过后天的教育和制度的设计引导人性向善；第二，顺应人的生理性欲望，并通过合理疏导而非压制之，以达成社会的和谐。他反对那些不切实际的、空洞的道德说教。他认为，礼必须与时俱进，时代变了，礼也要随之而变，并要能解决人们的实际问题。例如，他认为宋代的葬礼必须简化以减轻人民的负担，不必厚葬，也不必久丧。

宋徽宗 文会图

李觏这种具有实践性的伦理道德观，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当时空疏的学风，为后来实学的诞生开辟了一条新航道。其关注伦理道德的实践性、社会功用性，为宋代理学在推崇心性之前，提供了丰厚、坚实的理论基础。

播撒变革火种的教育实践家

李觏决定通过办教育把真理传播于四方。庆历三年（1043），34岁的李觏模仿孔子，在故乡建昌（今南城县）登高山下创办了盱江书院。书院有一千多学生，有些是慕名而来的文人，有些是渴求知识的平民子弟。它是江西古代书院史中能有千人学生的三所书院之一（其他两所为唐代奉新县的华林书院、德安县的东佳书院），它也是北宋东南学子向往的教育重镇。

旴江书院充满了自由探讨、治理世事、切合实用的氛围，该书院没有官办书院的森严等级和重诗词歌赋的空气。旴江书院的教学内容主要是：经济发展问题、军事建设问题、民生日用问题和伦理道德建设的问题。

盱江书院

李觏亲自授课。他告诉学生们，既要明白儒家的真理，也要用这些真理去解决大宋帝国的实际问题。他反对死记硬背，鼓励学生关注社会现实，经世致用，学以致用，要发现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再分析这些问题，并解决它们，以忠君报国，以造福百姓。

李觏的教育思想，造就了许多具有务实作风和革新品格的人才。虽然他长期是平民百姓，并未掌握治国理政的大权，但他创办的旴江书院却成为大宋帝国改良思想的源头和人才库，其影响十分深远。他的办学实践，让其思想得到传承与弘扬。

清醒的边防忧患者

北宋在军事上一直比较软弱，北方的辽国、西夏国经常侵扰、欺负北宋。李觏忧国忧民，居安思危。为此，他写下10篇《强兵策》，系统地论述了其军事改良思想，主旨是通过加强军事建设来抵御外辱、保国安民。

他在文中犀利地指出大宋帝国军队存在的问题：第一，基层军官、士兵们的军训懈怠。第二，军事考核形同虚设，导致战力萎靡不振。第三，将帅无能，导致全军疲于奔命。第四，军纪涣散，编制瓦解，吃空饷、走私等乱象丛生。

他在文中提出若干加强军事改良的建议：第一，兵在于精不在于多，要裁减冗余的官兵，要严格挑选、训练士兵，以提升战斗力。第二，要挑选德才兼备的人充当将领，并给予其实权和信任。他认为将领的作用十分重要，因为将领们决定了士兵的生死和国家的安危。第三，要加强国防工程的建设，要改良武器装备。因地制宜地建立城堡，并储备充足的军粮，使用精良的武器装备。李觏的军事改良思想是建立在国家富强基础上的积极防御思想而非穷兵黩武，主要为了保卫和平、保卫人民和保卫正义。他的务实精神不仅体现在经济、政治、伦理等范畴，也体现在军事领域。

李觏的军事改革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的范仲淹和王安石，提供了借鉴和启发。

理性精神的卫道者

北宋年间，佛道两教在社会上影响极大，寺庙和道观遍布各地，香火旺盛，信徒众多，形成一股强大的宗教潮流。这背后是寺庙经济的快速膨胀：大量土地被宗教场所占有，富人纷纷捐财求福报，导致寺院积累巨额财富。但问题随之而来：许多年轻力壮的男人选择出家，他们本该是种田做工的主力，却脱离生产，走进寺庙道观过起不干活的日子。这样一来，农业和手工业的劳动力大减，田地荒废、生产停滞成为常见现象。同时，儒家传承的伦理纲常也受冲击，家庭观念和社会秩序开始混乱，传统孝亲忠君之道被削弱。

面对这种局面，儒家学者李觏深感忧虑，他怀着对国家人民的责任感，在著作《潜书》和《广潜书》中，对佛道二教展开理性批判。李觏首先从经济层面入手，指出寺庙道观占有的土地财富本可用于发展生产和改善民生，却被宗教掌控。僧侣道士不参与农工劳动，却消耗大量粮食衣物等资源，成为社会负担，这严重拖累国家经济，导致财政困难和民众贫困，是危害社会的十害之一。在伦理方面，李觏痛心疾首：儒家强调修身齐家，重视孝道、忠君和家庭责任，而佛道宣扬出家出世，信徒脱离家庭、抛弃父母妻子，这违背人伦大义，破坏家庭和谐，动摇社会根基，使传统秩序岌岌可危。

思想上，李觏对佛教、道教的因果报应、鬼神迷信观，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所谓的因果报应、鬼神迷信等歪理邪说，是用来蛊惑人心的谬论。佛教、道教用这些谬论吸引信徒，让人们消极地逃避现实，沉迷于虚幻的极乐世界、神仙天堂，而不去努力奋斗改造国家和社会，从而阻碍了国家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李觏希望通过批评佛教、道教来唤醒百姓，并认识到佛教、道教泛滥带来的危害，从而重振儒家雄风，激活儒家坚守人伦道德、民生日用的理念。

李觏是众多清醒者之一，他们企图让儒家思想重新成为大宋帝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以此来维护世道人心。

虽然李觏反对佛教、道教的言论并未立竿见影，但其理性的批评精神却是难能可贵的。他不盲从传统，不畏惧佛教、道教的权威，能勇敢地面对其泛滥的问题，用思想启发后人，为儒家学说的复兴筑牢了根基。

李觏一生都是普通读书人，最高只做过很短时间的太学助教，没有更大的平台来推行自己的主张。但他的思想却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他的著作在生前死后都被人们广泛传抄刻印，影响特别深远。

资溪县泰伯楼博物馆

他提出的富国、强兵、平土、明礼、抑制佛道等一系列想法，几乎把北宋中期社会面临的所有核心问题都涵盖了进去，还给出了系统又实在的解决办法。他的功利主义思想强调要学以致用、关注国家和民生，直接开启了北宋中后期的改革浪潮，像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的熙宁变法都受到了他的思想影响。王安石特别推崇李觏，说他的文章真正领会了儒家经典的精髓，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很多措施，都能在李觏的著作里找到思想源头或理论支持。南宋的陈亮、叶适等事功学派代表人物，也深受李觏影响，继续发扬他学以致用、讲求实际功效的精神。

汉唐侧重于注疏儒家经典，而宋代开创了新儒学——理学、实学，李觏这位从赣东崛起的思想家，是此发展环节中的关键一环，他是理学诞生前的一股儒学清流，其开阔的视野、务实的作风和民本情怀，令人瞩目。

李觏不是空谈大道理的道学家，而是一位务实的改良思想家。他专注于经世致用，如富国、强兵、平土、明礼、办教育、抑制佛道。其务实的启蒙思想之光，突显了北宋的各种弊病，为范仲淹、王安石等改革家提供了宝贵而强大的思想武器。

李觏虽然未能居庙堂之高，但其深刻、智慧的思想影响了大宋帝国朝廷的发展方向。李觏犹如旴江之水，永远在中国思想史的大河之中奔腾不息，并警示后人：真正的学问必须经世致用，能够解决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