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宋以来，江西，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的机缘，诞生了一大批理学家，孕育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深远的宋明理学。在理学的璀璨星空中，周敦颐以其卓越的智慧和深邃的思想，成为其中最为耀眼的星辰之一。他的《爱莲说》，不仅凝结了其深厚的理学思想，更以其独特的文化意蕴，融入了江西，特别是赣州和九江的山水人文之中。

　　一、周敦颐：宋明理学的奠基人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湖南永州道县清塘镇楼田村人，是北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也是宋明理学筚路蓝缕的开创者，后世称其为濂溪先生。周敦颐生活在宋真宗至宋神宗年间，著有《太极图说》《通书》。他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新条件，在继承以往“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学思想的基础上，吸取佛、道思想而构成了一个“新儒学”的思想体系，开创了儒家学术的新形态——宋明理学。

周敦颐画像

　　二、江西：宋明理学的创始地

　　周敦颐，在江西大余（古为南安府大庾县，是南安府所在地）创立了理学。学生程颢和程颐，也是在江西南安受学于周敦颐，从而步入了理学殿堂，终成一代宗师。在南安，一条山岭横亘其中，即大庾岭（有名的“五岭”之一）。大庾岭古称梅岭，翻过岭便是广东，是古代内地通往广东的必经之路，被称为古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亦被誉为“古代的京广线”。这条古道的开通极大地促进了南北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使得岭南在宋代以后逐步缩小了与中原的文明差距。宋代的大余县只有数万人口，但书院却有四个：道源书院、山堂书院、梅国书院、碧莲书院。早在宋孝宗乾道年间，南安就修建了祀奉周、程的“三先生祠”，以表彰周、程在南安孕育、创始理学之功；及至南宋后期，南安知军林寿公在当年周、程传习的地方创建“周程书院”，后来宋理宗赵昀为之亲书“道源书院”四字，赐匾额予南安。尊大余为“道学（即理学）之源”。

　　三、周敦颐与江西：不解情缘

　　周敦颐虽出生于湖南，但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江西度过的，他的主要事业和学业也都是在江西创造的。他先后六次任职江西，初仕之地是在江西，最后逝世在江西。到了晚年，他还定居在江西九江庐山脚下，其一生与江西结下了不解之缘。

庐山

　　北宋康定元年（1040年），周敦服完母孝，由吏部调洪州分宁任主簿。洪州分宁即今江西省修水县。接着，周敦颐又调任袁州卢溪（今萍乡市芦溪县）代理市征局事务。北宋庆历五年（1045年），周敦颐调任南安军（军治在大庾县，即今大余县）司理。南安地处江西南部，属赣南的一部分，现今赣州市的大余、南康、上犹、崇义四县范围。他在任时著《太极图说》，成为其一生学说的基础。北宋庆历六年（1046年），周敦颐以国子监博士通判虔州（赣州旧名）。北宋至和元年（1054年），周敦颐以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县，这是第五次到江西任职。北宋嘉祐六年（1061年），周颐再次来到赣南，出任赣州通判。在任四年，他于政事之余，兴办书院，招收弟子，登坛讲授，常与邑之学人讲学论道，传播理学思想。在此期间，周敦颐还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旷世名作《爱莲说》，并勒石刻碑，流传千古。北宋熙宁三年（1070年），周敦颐因其母墓被水冲击，上书乞知南康军（治所在九江星子县），最终，他在九江逝世，其后世儿孙也在这里繁衍生息。周敦颐在江西开创了宋明理学，并在江西完善了他的理论。

　　四、《爱莲说》：援佛入儒的理学意境

　　理学是儒、道、佛三教合一的产物，“援佛入儒”“儒表道里”是它的基本特色。而周敦颐援佛入儒的学术思想轨迹，在《爱莲说》中得到集中地展现。北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周敦颐在虔州雩都，今江西赣州于都县的罗岩，刻下了《爱莲说》，并由“四明沈希颜书，太原王搏篆额，江东钱拓上石”。

　　《爱莲说》全文仅119字，却因其对莲花形象的出色描绘而成为传世名篇，是理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在这篇文章中，周敦颐以莲花为喻，寓意深远，表达了自己对于理想人格的追求和对于道德修养的重视。从此以后，“君子之莲”作为一种洁身自好、高岸脱俗的人格象征，烙印在无数读者的心田并得到他们由衷的喜爱。

　　莲——佛教之花

　　常言说“见莲思佛”“莲花”经常出现在佛教的典籍中。据说佛祖降生后，每走一步都留下一朵莲花；佛祖胸中有八叶心莲花，故称为“莲宫”。佛祖的座位，叫做“莲花宝座”；佛祖的眼睛，叫做“莲眼”；佛祖的手，叫做“莲花手”。在佛教中，经常以莲花喻佛借以表示清净无染的最高境界，可以说莲花就是佛的化身。甚至可以说，莲即是佛，佛即是莲。

　　而莲花在象征意蕴的层面上，还糅合了儒道两家精神，既具备道家高洁脱俗的超凡气度，又具有儒家入世苦行的救世精神，体现出一种纯美无瑕、普度众生的“圣人”情怀。莲花正是因为契合了这种超脱与入世相融合的根本精神，从而自古就成为佛教精神的象征，成为了“佛教之花”。

　　佛教经典《华严经探玄记》就以莲花为喻，对真如佛性作了形象的描绘：“如莲花四德：一香，二净，三柔软，四可爱，譬如真如四德，谓常乐我净。”史载周敦颐精通天台宗经典《莲经》，而他借莲花宣讲君子人格、表征高尚圣洁的精神境界，在这一点上，与佛教的意思是相近的。周敦颐写的《爱莲说》，受到佛教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爱莲——花之“君子”

　　莲花在佛家经典中是“真如佛性”的象征，而在《爱莲说》中则是作为“理想的圣人之性”的象征。《爱莲说》虽借用了佛家有关“净染”和“莲花”的思想材料，但体现的却是周敦颐在人性论上的“中和”与“主静”思想。

　　周敦颐并不以莲花喻佛，而是以莲花喻儒。他借用莲花的形象，表达对儒家理想人格——正人君子的仰慕。《爱莲说》表面上是写花，实际上是探讨做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在周敦颐看来，人自身具有价值，应当在人自身之中寻找终极价值目标，不必像佛教那样，否定人生价值，到人之外、到彼岸世界寻找终极价值目标。“人”才是《爱莲说》的主题。

　　周敦颐在《爱莲说》中对荷花性状的描写，是对“君子”人格的直观体现和物态化展示，也为“君子”与荷花之间建立了直通关系，更将荷花抬到了“君子花”的高度。

　　荷花凭借《爱莲说》一文，完成了“君子花”的历史铸塑。君子花“出淤泥而不染”“中通外直”的内涵汲取了佛教原型的营养，同时又有理学家心性修养理论的浸润，成为了士大夫人格的完美象征。

　　独爱莲——“洁”“直”“傲”之真心和佛性

　　在周敦颐笔下，莲花之“洁”：在于其“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身处污泥之中，却备清性与贞姿于一体，纤尘不染，不随世俗、洁身自爱的可贵精神；莲花之“直”：在于其“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里外贯通、外表挺直、表里如一、不牵扯攀附的高尚品质；莲花之“傲”：在于其“可远观而不可亵玩”，如傲然不群的君子，决不肯被俗人们轻慢玩弄。在周敦颐看来，莲花的真心和佛性令人着迷，作为佛教之花的莲花既是君子之花，也是“援佛入儒”的理学精神之花。这大概是他“独爱莲”最为根本的原因。

　　周敦颐之所以“独爱莲”是与他深沉而执着的理学情怀密切相关的。他在《爱莲说》中将莲、菊和牡丹进行对比，象征不同的人生境界、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菊代表隐逸，牡丹代表富贵；菊是道家的立场，牡丹是俗世的立场。菊花和牡丹并非不好，但它们不是周敦颐的选择。相对于隐逸与富贵，理学家强调“本”末一贯、“体”用并存，是一种要积极入世的、奉献社会的态度。莲花就是代表这一立场，它所表征的人格，才是儒者应选择的理想人格。《爱莲说》一文，虽不言理学，却实有理学之意境。

　　周敦颐的爱莲说，既不否定也不排斥别人“独爱菊”与“盛爱牡丹”，彰显了“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君子胸怀。而周敦颐“独爱莲”，感叹“莲之爱，同予者何人”，也是在寻求他的知己。其实，《爱莲说》既是理学精神之作，又属文如其人之品。周敦颐一生清廉自守，服御之物，只一敝箧，钱不满百，旷然不以为意。黄庭坚高度评价说：“周茂叔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

濂溪书院

　　五、儒者战歌《爱莲说》与爱莲文化

　　作为先秦儒家精神的守望者，周敦颐在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援佛入儒，大力改造传统儒学，开创了宋明理学。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性与迎着酷夏骄阳而盛开的斗争血性赢得了佛教徒的崇拜，也赢得了周敦颐的热爱。以“独爱莲”的一声呐喊，志在唤起儒家士子自先秦以后就开始失落的人格精神，周敦颐的《爱莲说》不愧是一曲儒者的战歌。

　　江西是周敦颐理学思想的重要发源地和传播地。赣州和九江的山水，滋养了周敦颐的理学思想，而他的《爱莲说》也在这片土地上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实践。在这里，周敦颐的理学思想不仅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更深入到了民间，影响了当地人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而今日赣州的濂溪书院、濂溪路、爱莲池和古莲文化街等文化遗迹，就是对周敦颐《爱莲说》的最好纪念。1072年初，周敦颐因病辞官，归隐定居在九江庐山莲花峰下的濂溪书堂。1073年，他病死于这里，并埋葬于此地，经年57岁。现在九江市濂溪区濂溪公园内设立了纪念馆、濂溪墓、爱莲堂、莲池、濂溪祠等，展示了周敦颐的生平事迹和理学成就。

濂溪公园

　　周敦颐与《爱莲说》的故事，是江西乃至整个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段佳话。他的思想，如同莲花一般，虽然源自泥土，却能绽放出最为纯洁和高洁的花朵。在江西这片土地上，周敦颐的理学思想得到了最好的诠释和传承，成为了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