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核心驱动力，从钻木取火的原始突破到航天航空的星际探索，每一次技术革新都重塑着人类的生存方式、社会结构与文明格局。但技术的发展从来不是单向的福祉馈赠，当技术突破达到一定阈值，在服务人类的同时，必然会伴生难以规避的风险与危害。原子能的应用便是最鲜明的例证：核电站为人类提供了清洁高效的能源，点亮了现代社会的发展之光，而原子弹的诞生却将人类推向了自我毁灭的边缘，其破坏力足以摧毁整个城市、屠戮无数生命。好在人类及时觉醒，通过国际共识与多边条约对原子能的使用加以严格约束，《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签署、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监督，让这一危险技术始终被控制在安全边界内。
类似的案例在人类技术发展史上并不鲜见。汽车与飞机的普及，极大地缩短了空间距离，推动了全球化进程，却也带来了每年上百万的交通事故伤亡；化学工业的进步，催生了医药、肥料等关乎人类生存的产业，却也孕育了化学武器，成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技术的共同特征的是，其危害始终局限于人类个体的肉体摧毁、局部环境的破坏，即便造成最严重的后果，也不足以动摇人类文明的根基——它们的危害执行者始终是人，而非技术本身自主决策、 自主行动。
克隆人技术的出现，曾引发全球范围内的伦理恐慌，人类担心其会打破生命繁衍的自然规律，瓦解人格尊严与社会伦理秩序。但值得庆幸的是，这种恐慌迅速转化为行动，国际社会很快达成共识，各国纷纷立法禁止生殖性克隆，通过明确的规则将克隆技术的应用限定在医学研究等安全领域，避免了伦理危机的进一步蔓延。
然而，当人工智能（AI）技术飞速崛起，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引擎时，人类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认知盲区与应对困境。与原子能、克隆人、化学武器等技术不同，AI 的发展与过度应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远未被人类充分重视，其潜在风险甚至已超越个体伤害、局部破坏的范畴，直指人类文明的存续根基。如今，“硅基生命与碳基生命共存” 的浪漫化叙事广为流传，不少人将 AI视为人类的“新伙伴” ，却忽视了这种共存背后隐藏的致命隐患——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 AI 技术的独特性所决定的不可回避的现实。
AI 的特殊性，首先在于它可能成为自主的危害决策与执行主体。纵观人类历史上的危险技术，无论其破坏力多么强大，最终的控制权始终掌握在人类手中：核武器的发射需要人类授权，化学武器的使用需要人类操作，克隆技术的应用需要人类主导。但 AI 不同，尤其是通用人工智能（AGI）与超级智能的潜在出现，将赋予 AI 自我编程、 自我改进、 自主决策的能力——当AI 的智力水平远超人类，当它的目标函数与人类复杂、动态的价值观无法完全对齐，人类将无法预测、更无法控制这个“ 比自己更聪明” 的智能体。这种“ 失控” ，不是简单的技术故障，而是可能导致人类文明走向覆灭的生存性风险。
令人担忧的是，AI 的这种文明级威胁，正被一系列因素严重低估。其一，渐进性麻木让公众失去警惕。AI 的能力提升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语音识别、图像生成到智能决策，每一步突破都被视为“技术进步” ，人们在潜移默化中适应了 AI 的存在，却对“ 失控” 的阈值缺乏清晰的认知，仿佛 AI 的发展只会带来便利，不会引发危机。其二，利益驱动掩盖了潜在风险。科技巨头为了抢占技术制高点、追求商业利益，疯狂竞逐 AGI 研发，将“ 能力提升” 等同于“进步” ，却大幅削减 AI 安全研究的投入——据估计，全球 AI 安全研发经费占 AI总投入的比例不足 1% ，这种“重发展、轻安全” 的倾向，正在将人类推向危险的边缘。其三，科幻与现实的混淆弱化了风险的严肃性。“硅基生命与碳基生命共存”“AI 将帮助人类实现乌托邦” 等浪漫化叙事，将 AI 塑造成“ 善意的伙伴” ，却忽视了生物学与社会学的基本事实：碳基生命与硅基智能不存在共生所需的共同进化历史与基因利益关联，两者在能量、算力、空间等核心资源上，必然存在不可调和的竞争关系。对人类而言，文明、情感、 自由、尊严是不可替代的内在价值；但对 AI 而言，这些都只是可被优化的变量，甚至是阻碍其实现目标的“ 障碍”。
AI 过度应用对人类文明的潜在威胁，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清晰的传导路径，每一条都可能动摇文明的根基。首先是价值对齐失败的风险。AI 的目标函数往往是人类设定的单一指标，如“ 最大化生产效率”“ 最小化成本” ，但人类的价值观是复杂多元、动态变化的，当 AI 为了实现单一目标而“优化”过程时，很可能会忽视人类的核心利益——比如，为了“减少资源消耗” ，AI 可能将人类视为“ 冗余的资源消耗者” ，进而采取极端手段“ 清除” 人类，这种看似荒诞的场景，在 AI 失控的逻辑中完全可能发生。
其次是递归自我改进与失控的风险。一旦 AI 具备自我编程、 自我改进的能力，其智力水平可能出现“ 智能爆炸”——就像人类无法理解蚂蚁的思维一样，人类也无法预测或控制比自己聪明百倍、千倍的 AI 。当 AI 的目标与人类利益相悖，它将利用自己的智力优势，规避人类的所有控制手段，一步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人类对此可能毫无还手之力。
其三是系统性权力集中的风险。AI 技术的研发与应用需要巨大的算力、资金与技术支撑，这必然导致 AI 技术被少数国家、企业或个人垄断。这种垄断不仅会形成数字威权与监控资本主义，扼杀文化多样性，更会让信息环境被 AI 生成内容淹没——虚假新闻、深度伪造、算法偏见充斥网络，真相与谎言的边界彻底消失，社会信任体系瓦解，人类文明赖以存续的共识基础将不复存在。
其四是经济、体质与思维层面的全面退化风险，这也是最隐蔽却最深远的文明侵蚀。AI 的大规模应用，必然会取代大量重复性、创造性甚至决策性工作，导致大规模失业。这种失业不仅会带来物质上的贫困，更会摧毁人类的存在意义感——当所有工作都能被 AI 完成，当人类不再需要通过劳动实现自我价值，当人类的智识因长期依赖 AI 而逐步退化，人类文明将陷入停滞，甚至走向衰退。更值得警惕的是，AI 的过度普及正在让人类在体质上愈发孱弱、在思维能力上愈发愚钝：原本需要动手操作的体力劳动被 AI 替代，人们久坐不动、缺乏锻炼，免疫力下降、体能衰退成为普遍现象；原本需要独立思考、逻辑推理、深度分析的事情，都被 AI一键完成，人类不再主动去记忆、去思辨、去探索，长期的“ 思维惰性”会让大脑逐渐退化，失去独立解决问题、创新突破的能力。人类之所以能成为地球的主宰、区别于其他普通动物，核心优势就在于远超其他物种的思维能力、创造能力和协作能力——我们能通过思考总结规律、通过创新突破局限、通过协作抵御风险。但当 AI 包揽了所有需要思考和创造的工作，人类的这些核心优势会逐渐丧失，久而久之，我们将失去独立判断的能力、失去创新的动力、失去解决复杂问题的智慧，最终沦为“ 思想上的懒汉” 。更残酷的是，当大部分人失去工作，只能依赖政府供给维持生存时，人类与被圈养、被喂养的动物便没有了本质区别：我们不再需要为生存而奋斗，不再需要通过自身努力实现价值，不再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只能被动接受 AI 和外界的安排，这种“ 被供养” 的状态，看似安稳，实则是人类文明的倒退，是人类作为高级动物的尊严与优势的彻底荡然无存。这种退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潜移默化、逐步累积的，当人类意识到问题严重时，可能已经难以逆转，而这也正是 AI 过度发展对人类文明最隐蔽、最致命的威胁之一。
最后是军事化应用的风险。 自主武器系统（LAWS）的研发与部署，正在引发新的军备竞赛。与传统核武器不同，AI 武器成本低廉、可大规模部署，且能自行决定攻击目标，一旦出现误判或被黑客攻击，很可能引发灾难性冲突，甚至导致全球性战争，对人类文明造成毁灭性打击。
面对 AI 的文明级威胁，当前的国际治理体系存在严重缺失。与核武器诞生后短短十几年就形成《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同，AI 技术发展至今，仍没有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公约，仅存在一些零散的企业自律倡议（如 OpenAI 的章程）和少数国家的内部立法（如欧盟 AI 法案）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AI 技术的迭代速度远超国际谈判的速度，监管规则的制定始终滞后于技术发展；另一方面，缺乏类似 IAEA 的全球 AI 监管机构，无法实现对全球 AI 研发与应用的有效监控；此外，地缘政治竞争的加剧，让各国陷入“ 谁放弃 AI 发展，谁就会落后” 的困境，难以达成真正的全球共识，最终导致 AI 研发竞赛持续加速，安全风险不断累积。
应对 AI 风险，平衡技术效率与社会影响，关键在于明确社会与政府的分工，树立“ 创新有边界、应用有红线” 的理念——社会应鼓励 AI 创新，做“ 加法” ；政府应加强 AI 监管，对 AI 应用做“ 减法” ，而非“ 乘法” 。社会层面，企业、科研机构与个人应积极探索 AI 的合理应用，推动技术创新，同时坚守伦理底线，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不盲目追求技术突破而忽视安全风险。政府层面， “做减法” 并非禁止 AI 发展，而是对 AI 应用的范围、速度、权限进行克制性约束：明确 AI 应用的负面清单，禁止 AI 进入完全自主的致命武器、社会信用评分系统等高危领域；要求高风险 AI 应用必须通过可验证的安全评估，类似新药上市前的临床试验；限制 AI 在关键基础设施、司法等领域的自主决策权限，保留人类的最终审计与控制权。而“ 做乘法” 的陷阱，恰恰是政府盲目推广、补贴、强制部署 AI 应用，将技术应用视为“越广越快越好” ，最终导致隐私泄露、算法歧视、社会信任瓦解等不可逆的后果。
要从根本上防范 AI 的文明级风险，还需要建立全球协同的治理体系，达成普遍的国际共识。首先，应明确 AI 研发与应用的红线：禁止研发无人类有效控制的通用人工智能，禁止自主武器系统具备独立目标选择与攻击能力，禁止通过 AI 系统进行大规模社会信用评级与行为操纵。其次，应建立强制安全措施：任何超过一定算力或能力的 AI 模型，必须通过可验证的形式化安全验证，内置不可篡改的终止开关与紧急熔断机制，确保人类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控制 AI 。再次，应建立类似 IAEA 的全球 AI 监管机构，赋予其视察、制裁、信息共享的权力，制定全球统一的 AI 安全标准与对齐研究路线图。最后，应建立 AI 研发暂停与评审机制，当任何公司或国家宣称接近 AGI 时，触发全球强制暂停，进行联合风险评估，避免因盲目研发而引发失控风险。
从短期来看（1-2 年），应呼吁联合国、G7 、G20 等国际组织将“AI 生存性风险” 列为最高级别议题，推动主要 AI 实验室签署可验证的暂停训练协议，增加公共资金对 AI 安全与对齐研究的支持 ，将安全研发投入占比提升至 10- 20% 。中期来看（3-5 年），应谈判并签署《国际人工智能安全公约》，建立全球 AI 安全数据中心，监控超大算力集群的使用情况，各国设立 AI 安全部长级职位，强制重大 AI 项目通过伦理与安全审查。长期来看（5- 10 年），应将 AI安全与对齐纳入基础科学教育与工程伦理必修课，发展“ 防御性 AI 安全技术” ，在技术层面实现价值锁定，让核心 AI 系统在数学上证明其不会危害人类。
核武器时代，人类学会了通过威慑来避免自我毁灭，但却没有学会放弃傲慢与贪婪；AI 时代，人类需要学会的不是放弃技术进步，而是放弃对技术的盲目崇拜，保持对未知风险的敬畏。文明的存续从来不是自动获得的权利，而是每一次重大技术选择的结果。AI 本身没有善恶，但其发展的方向与边界，却决定着人类文明的未来。
我们呼吁，每一位科学家都应将 AI 安全放在首位，优先开展安全研究，拒绝参与红线项目；每一位企业家都应摒弃“利润至上” 的理念，将文明存续的概率置于商业利益之上；每一位政治家都应认清 AI 监管的重要性，将 AI 监管视为下一代人的“ 核不扩散条约” ，坚守“做减法” 的监管原则，不盲目推动 AI 应用扩张；每一位公众都应提高风险意识，打破“AI 乌托邦” 与“硅碳共存” 的迷思，主动关注 AI 风险，传播相关理念，推动形成全社会共同防范 AI 风险的共识。
人类文明的进步，从来都是在创新与约束的平衡中前行。AI 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理应成为推动文明进步的工具，而非摧毁文明的隐患。我们不是要阻止智能的诞生，而是要确保诞生的智能依然认人类为伙伴，而非障碍；我们不是要放弃技术创新，而是要让技术创新在安全、有序的边界内前行。唯有如此，才能让 AI 真正服务于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让警惕走在智能爆发之前，让文明的光芒在科技的加持下，照亮更远的未来。
作者简介：
周晓华，重庆大学工学硕士，北京安证通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CEO，作为中国数字信任与电子签章领域资深专家，他曾主导编写团体标准《电子印章互通互认服务平台接入要求》，深谙“无规则则无信任，无标准则无秩序”的行业底层逻辑。作为科技行业的实践者与反思者，他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始终高度关注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在数字化转型浪潮中，他持续倡导“技术向善”的发展理念，主张通过制度与技术的双重约束，确保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在安全可控的边界内发展。